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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东坡居士苏轼的轮回转世净土宗信仰


 苏轼不但相信自己的前生之说,对于别人的前生传说,也十分相信。《王晋卿前生图偈》:“前梦后梦真是一,彼幻此幻非有二。正好长松水流间,更忆前生后生事。”(《文集》卷22)当时的士大夫不仅对禅宗义理十分热心,对佛教的灵异事迹也很热衷。很多的知名文人,都有前生的传说。明人祩宏辑录的《往生集》卷二(《大正藏》第51册)云:

愚闻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过人者,多自僧中来。然尝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负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浊恶世,多诸退缘,贤者所难免也。故戒禅师后身为东坡,青禅师后身为曾鲁公,哲禅师后身耽富贵、多忧苦。夫东坡最为亲近法门,而曾公已不之及,彼哲老之后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识,所以劝人舍五浊而求净土也。然则刘遗民而下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传说于苏轼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的前生是一个信奉《楞伽经》的和尚。苏轼对这个传说十分相信,《书楞伽经后》言之甚详:

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尝为滁州,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入。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圜,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文集》卷66)

《冷斋夜话》卷七《张文定公前生为僧》所记与此大致相同。

苏轼还十分相信梦的预兆功能。元丰四年(1081)正月二十二日,至岐亭,曾梦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第二日路经一庙,见一罗汉塑像面目为人所坏,于是将之修葺一新。(《文集》卷12《应梦罗汉记》)《应梦罗汉》(《文集》卷72)亦记其事,文略异。元祐五年(1090)二月二十七日,拜访道潜,书道潜所作《寒食清明诗》。这次拜访,也是一件异事。《书参寥诗》云:“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一日,梦见参寥所作诗,觉而记其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而参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缝间,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谒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蘖茶。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众客皆惊叹,知传记所载非虚语也。”(《文集》卷68)

佛教相信轮回转世,那么,人死后最好的归宿当然是西方净土。净土思想是轮回说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虽然苏轼曾说过:“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和陶神释》,《诗集》卷42)但实际上苏轼对西方净土深信不疑,他曾多次施舍财物造阿弥陀佛像,为亲人写超荐文疏,以助亲人往生西方。兹按时间先后,将他的净土事迹略举如下:

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时,尝舍亡母程氏遗留的簪珥于净慈寺,作《阿弥陀佛颂》(《文集》卷20),命工画阿弥陀佛像。

元祐六年(1091),苏轼守杭,应圆照律师之劝,为亡母程氏舍遗留簪珥,命工画阿弥陀佛像,作《阿弥陀佛颂》(《文集》卷20)。颂叙云:“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此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疑与前重复)

绍圣元年甲戌(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罢定州任,责知英州,以道潜所送弥陀像随行。《与参寥子》(《文集》卷61)第十一简云:“弥陀像甚圆满,非妙总留意,安能及此!存没感荷也。公欲留施如水,不便留下。今既赍至此,长大难得人肯附去,辄已带行,欲作一赞题记,舍庐山一大刹耳。”《善诱文·子瞻以己论鸡》谓苏轼狱中作诗二首,有“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神宗闻而怜之,事从宽释。既而南行,子瞻犹有慊意,乃以阿弥陀佛一轴随行。人问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见佛公据也。”涵芬楼《说郛》卷四十九引《唾玉集·西方出处》亦叙此事。

《往生集》卷二(《大藏经》第五十一册)“苏轼学士”曰:

宋苏轼,号东坡,官翰林学士。南迁日,画弥陀像一轴,行且佩带。人问之,答曰:“此轼生西方公据也。”母夫人程氏殁,以簪珥遗赀,命工胡锡绘弥陀像,以荐往生。

《佛祖统记》卷四十六(《大正藏》第49册)亦记此事:

子瞻在惠州,被命迁谪儋耳(海外儋州)。惠守方子容来吊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谨甚,一夕梦来别。问何往,曰:‘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今适其日,岂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携阿弥陀佛一轴。人问其故,答曰:“此轼往生西方公据也。”

《龙舒增广净土文》(《大正藏》第47册)第七卷“指迷归要七篇·戒禅师后身作东坡”云:

五祖禅师乃东坡前身,应验不一。以前世修行故,今生聪明过人;以五毒气习未除故,今生多缘诗语意外受窜谪。此亦大误也。若前世为僧,参禅兼修西方,则必径生净土,成就大福大慧,何至此世界多受苦恼哉?闻东坡南行,唯带阿弥陀佛一轴。人问其故,答云:“此轼生西方公据也。”若果如是,则东坡至此方为得计。亦以宿植善根、明达过人,方悟此理故也。

绍圣元年(1094)六月九日,苏迨、苏过以与其兄苏迈遵其母王闰之遗命所共画之阿弥陀像,奉安金陵清凉寺。苏轼作《阿弥陀佛赞》(《文集》卷21),并作《赠清凉寺和长老》(《诗集》卷37)。

苏轼一生坎壈,他的亲人也跟着受苦,有的很早就夭折病亡。苏轼只能乞求佛菩萨保佑他们的亡灵早日往生西方净土,以补偿今生的痛苦。元祐八年(1093)十一月十一日,设水陆道场,为妻王闰之荐福,作《释伽文佛颂并引》(《文集》卷20)。《文集》卷二十二有《水陆法像赞》十六首,乃为驸马都尉张敦礼作。绍圣二年(1095)八月一日,作《书金光明经后》(《文集》卷66)。《金光明经》是苏过为母亲王闰之所写,以资母冥福。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作《惠州荐朝云疏》(《文集》卷62)。朋友死了,苏轼也要作疏以资往生。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中旬,命儿子苏过往吊苏颂(子容)之逝,并作《荐苏子容功德疏》(《文集》卷62)。

对于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苏轼也希望他们能够往生。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在虔州作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作《虔州法幢下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疏》(《文集》卷62)。六月中旬,又在金山作水陆道场,并邀请米芾参加。米芾有足疾,不能至,作诗寄苏轼。(《宝晋英光集》卷二《东坡居士作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

据苏辙《墓志铭》记载,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热转剧。逝世前,他对守在病床旁边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对自己的来世似乎很有信心。但据《纪年录》云:“将属纩,而闻、观先离。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宜勿忘!’‘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世雄云:‘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曰:‘着力即差。’语绝而逝。”《清波杂志》卷三亦有相同记载,但稍略。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苏轼信仰西方极乐净土,还亲身作了很多佛事。有些学者说禅宗给了他“虚幻的心灵避难地”[6],其实,西方净土思想才真正使苏轼的精神有了寄托。实际上,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有极浓厚的净土思想,这也反映出北宋初期的禅、教、净合流的趋势。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希望通过本文对苏轼净土信仰的论述,引起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注意。

  (作者:许外芳)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2月版。

[2]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3]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4]惠洪:《冷斋夜话》,四库本。

[5]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7,四部丛刊本。

[6]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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