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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雅县志》(1993—2004)和《中共洪雅县历史大事记》上都记载着：1997年3月8日，洪雅县农民通讯社成立。而这个农民通讯社的创办人正是我，时年26岁，住洪雅县天宫乡八面村三社的娘家。近日，一位朋友提出，让我把这段经历整理一下。我想，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1991年6月，不到20岁的我从柳江高中毕业，怀揣着高中毕业证和河北文学与新闻刊授学院结业证以及一个杂志的特邀记者证，我回到了农村。对于我的家乡，那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可以用闭塞两个字来形容。要想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干一番事业，不仅需要有开拓精神，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否则，我的人生只能像我的长辈一样循规蹈矩。要改变山村，就要改变山村人们的思想观念，而要改变山村人的思想观念，就必须宣传，宣传的内容当然就是树立榜样。因为手里有一个记者证，尽管我的穿着还是一个学生模样，而且还是一个穿着比较清贫的学生模样，我还是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第一次采访，记得是采访洪雅县效益型生态农业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他并没有因为我寒碜的穿着而怠慢我，很慈祥地给我寻找资料，回答我的问题。采访中，时任洪雅县副县长的李亚非同志到办公室来找这位老同志谈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接待我的是县委常委李应基同志。后来，这篇采访稿发表在某个杂志上了，虽然这篇文章不是我踏上社会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她是我婚姻的红娘。因为这篇文章，我和我的爱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后结成了秦晋之好。

1992年春，广播里发布四川大学新闻系招收首届函授大专班的消息，正在天宫乡大安村采访村道建设的我即刻进城找到县招办请求报名考试，可报名的老师说没有听说过，我坚持自己查找招生信息，终于找到了代码，参加了当年的成人高考，顺利地进入川大新闻系函授班。在这里，我不但学习了新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的相关理论，还和一些省、市、县的报刊、台的记者编辑和领导成为了同学、朋友。我们不但向老师学，还相互交流写作。

1995年年底，我和爱人辞去河北的工作，回到洪雅，想在家乡办一个服装厂，可因我怀孕而搁浅，而带回来的钱而不断流散，为了摸索致富的出路，我和爱人一边等着孩子的出世，一边利用母亲家吊脚楼下的空隙养鸭。因为一直以来喜欢新闻工作，爱人和我坚持用手中的笔不断宣传我们身边的人和物，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因此也带来一些社会影响，一些打工回家和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经常到家里问一些写作上的问题。找的人多了，就有把大家集中起来的想法，可集中起来，那就是一个团体，既然是一个团体，就要有它的名称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因此，我和爱人找来几位喜欢新闻写作的年轻人商量后，决定定名为“洪雅县农民通讯社”。活动基地仍然是我娘家家里。正在此时，我女儿出生了，宣布成立的事情就只有往后延迟一段时间了。而通讯社的宗旨也需要进一步精准，相关的规章制度必须完善。

1997年3月8日，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讨论了洪雅县农民通讯社的宗旨和章程，最后确定洪雅县农民通讯社的宗旨为“拿锄头，握笔杆，农民写，写农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章程中确定了会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并服从其领导，以正面宣传为主，反面宣传为辅，宣传农村中的先进典型，树立在农村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典型人物。

通讯社成立的消息经《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乐山日报》报道后，引起了洪雅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洪雅县委书记的阳金和，洪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胡舒表示祝贺，时任天宫乡党委副书记的牟利华同志转达了阳书记、胡部长的祝贺，并在乡政府给通讯社落实了一间办公室作为通讯社的活动场地，恳求协助他们完成信息简报上报工作;同时，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后，全国各地的来信如纸片般飞来。那时，收一封信要交两毛钱的手续费，开始还能承受，后来就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为加强对农民通讯社的领导，时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亚西一方面亲自给相关方面打招呼，减免收信手续费，另一方面培养我爱人为入党积极分子。加入通讯社的会员范围不断加大，由县内发展到县外，遍布全国各地，人数也由起初的50人发展到100多人。

通讯社成立不久，在各级报刊台发表的文章逐渐增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跟县委宣传相差无几。而由通讯社协助编撰的天宫乡简讯的质量在全县排名前茅。通讯社再次引起关注，县委、县政府一些领导接见了我们，了解一些情况。联系和下派到天宫乡的干部加强了和我们的联系，还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闻线索。全国各地的来信中，有表示祝贺的，有交流的，有要求加入通讯社的，记得一封很特别的来信，来自某监狱，第一封信表现得比较悲观失望，后来通了几次信以后，信的作者逐渐有了改造的信心，生活的希望。

由于生活的压力，通讯社的成员分散到各地，在各地继续用自己手里的笔报道身边的新闻。1997年8月，经蒲江县的一位电台编辑朋友的引荐，我们一家三口离开洪雅，通讯社的工作通过信件来交流。记得有一年，蒲江县全县在《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发表新闻55篇，其中我和爱人就发表30余篇。还有几篇分别获得市级以上的新闻奖。在蒲江县内，如果我们和宣传部的人同时出现在某一个重大活动的现场，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就会说，宣传部的记者没希望了;如果某一个活动别人认为是大新闻，我们没有出现，百姓就会说这不是什么新闻，理由是我们没有出现在现场。基于此种原因，有的单位有什么活动一般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看是不是新闻，如果是，我们就去参加，如果不是，活动照常开展，我们就不参加。这样一来，当地媒体接到邀请的就少了。后来，有人向报社投诉说我们写的是假新闻，于是我们就一次一次地被采访单位要求出证明，并以照片作附件。谎言终究是谎言，次数多了，报社也开始怀疑这些人的居心，责成当地宣传部门追查这些人的责任，并以职业道德不够，拒绝使用其稿件。同时，我们在农村中又发展了一批有潜质的通讯员，在一些机关单位、部队官兵中培养了部分人才。

2001年4月，听说我们要回洪雅，苦于没有车辆托运家具，某汽车团领导派出一个班帮我们搬家。因为用的是军车，战士们帮我们搬家具的时候，邻居们怀疑我们是部队复员的，我们一再解释，还是不能让他们释怀。回到洪雅，因为工作迟迟没有落实，爱人带着孩子，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我在家里整理内务，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费基本上是报社给的稿费。听说我们回洪雅了，有很多会员找到家里，此时的他们，分散到各行各业，几乎都找到自己的位置。7月，由时任《瓦屋山》报总编罗大全同志举荐，洪雅县副县长、瓦屋山管委会主任、洪雅林场场长马朝洪考察决定下，决定我的爱人到《瓦屋山》报任记者，但需在瓦屋山景区实习半年。我带着四岁的女儿在洪雅县城生活，女儿上幼儿园后，我就写一些简单的文章投给报社，给找到家里的热爱新闻写作的同志答疑。也就是说，到此时，洪雅县农民通讯社的活动由集中学习转为分散学习，个别辅导交流，也没有任何刊物。

2003年，洪雅县续修《洪雅县志》，我被聘为编辑，组织活动的时间更少了。有人因喜欢新闻采写找到我们交流，我们也乐意辅导。后来，家里有了因特网，大家有时就通过QQ交流，也有用电话的。这种交流形式一直沿用至今。来源：山水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