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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办法》中关于“劳鉴结论”的规定有何看法?

徐增鹏：新《民事诉讼法》在证据形式中将鉴定结论改称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从证据理论上讲，是最佳证据，是优势证据，没有其他足以反驳的证据，很难推翻。

不过，尽管鉴定意见是最佳证据，但法官仍可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包括对鉴定资质的审查，对鉴定材料的审查，对鉴定方法的审查……通过质证，对鉴定意见有缺陷的，可以进行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

然而，此处的劳鉴结论则不同，它是对劳动能力的盖棺定论，一方对结论不服后，经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其结论即为最终结论。结论一旦作出，法院必须采信，这有违证据的基本理论和规定。

记者：关于该《办法》，您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完善?

徐增鹏：首先，劳动能力鉴定的启动，仅需要由一方提出申请即可，相关材料未经另一方质证，鉴定结论难免偏颇。

其次，进行劳鉴时不通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场，双方对参与鉴定的专家不知情，将导致新规中的回避制度很难真正落实。

最后，新规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能否接受委托鉴定规定的不明确。根据《办法》，劳动能力鉴定的启动由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其中一方提出申请，受理的前提还必须有工伤认定书。

可在实践中，存在着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工伤没有异议，以及非法用工导致劳资双方都没有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等情况。劳动鉴定委员会未受理鉴定申请，也不受理仲裁委或法院委托，将导致劳动者的伤残等级以及护理依据很难明确，从而直接影响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待遇。(本报记者 周卫法)